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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越:玩转IC设计、制造、投资 拼出人生“芯”高度

“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话在看似柔弱实则坚韧的刘越身上,得到了最恰当的诠释。误打误撞进入IC业以来,从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工程师到北大微电子所高级工程师,从北大青鸟副总到青鸟环宇执行董事,再成为中芯国际创始人之一,人生上半场拼出了新高度;之后成功转向IC投资,成为华登国际副总,再到创建华创投资,成为管理合伙人,人生下半场拓宽了新深度。

如果说,这一番履历看似光鲜,但其实她一直自称在内心与表象间纠结、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在家庭与事业平衡中跌跌撞撞走来,而无数的百转千回,最终成就现在功成名就亦淡泊宁静的她。

峰回路转 从上市企业到参与创建中芯国际

太多人只能见证历史,而刘越却是幸运地创造历史的一员。

刘越尤其记得在2007年的一天,她觉得此时自己在中芯国际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她向张汝京提出辞呈,张汝京却让她坚持下去,这一待又是3年。是什么机缘让刘越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大陆代工(芯片制造)老大——中芯国际的崛起呢?

当时间回到1999年,此时的刘越自1991年因缘进入北大微电子所几年之后,恰逢校办企业如火如荼,在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阳元带领下,刘越在1998年正式踏上了校办企业之路——北大宇环微电子系统工程公司,接任总经理。通过承接首钢等企业以及温州等地方IC设计项目,开始认知国内市场,也体会到其中的不易。

虽然经过908、909工程的发展,国内已经具有华虹NEC、首钢NEC等集芯片设计、制造于一体的IDM厂家,但在代工层面与国际巨头相比仍差距甚远。而且国内IC业除体制、人才、资金等等诸多方面挑战之外,欧美在当时对中国一直封锁亦是难以逾越的关卡。

在这一背景下,北大宇环结合北大青鸟信息安全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IC,然而国内制程工艺落后,导致芯片面积大、速度慢,而找其他代工厂基本是“不平等条约”。恰逢1999年香港创业板推出,北大环宇的IC业务和北大青鸟的信息安全业务成功整合在一起成立了北大青鸟环宇,在一系列运作之后成为大陆首家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的公司。当初北大微电子所的投资在上市后等值840万股,累积了资本的实力。1999年底,一生致力于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王阳元院士以战略家的眼光开始构想建立我国集成电路Foundry,成为中芯国际的雏形。

北大青鸟环宇作为当时大陆的唯一发起者,联合了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等人,发起并创立了中芯国际(SMIC)。

作为北大青鸟环宇执行董事的刘越,亦成为中芯国际的创始人,在她的讲述中揭开了中芯国际历史的风云际会,也让人深切体会到国内代工业龙头起步与发展的艰辛。

共同的目标使得张汝京与王阳元院士相见,探讨在中国建立一个国际化的Foundry 的蓝图。

一个多小时的首次会面,就达成以8英寸起步、在国内建立Foundry的共识。会后一行人直接到上海,与相关领导人洽谈。随后又分别考察了香港、深圳等地,最终中芯国际落地上海。

双方“落槌”之后,在上海市徐匡迪市长等领导的鼎力支持下,终于2001年秋可行性报告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审批,而这时资金成为“拦路虎”。其间的一波三折、起死回生,刘越至今回想起来还感慨万千。

当时计划筹资14.8亿美元,8亿美元自筹,6.8亿美元贷款。2000年在所有股东资金尚未到位时,北大青鸟集团先行垫资5000万元,使中芯国际第一座芯片厂得以在上海破土动工,为中芯国际首座芯片厂的顺利投产抢占了天时,赢得了迅速发展的宝贵时机。没曾想,前几大股东有些因为来自上层压力,最后不得不撤资。而中芯国际项目从2000年启动到2001年秋天,刘越就一直和张汝京一起,扎根在上海,当时一期厂房已盖到地面了,资金不到位就难以为继,压力巨大。到了2001年夏末初秋,帐上已然没钱了眼看就要断粮。最后所有董事联名写信恳请见上海市长,力陈项目的紧迫性。幸运的是当时上海徐市长就表态说中芯国际是重点项目,一定要大力支持,因而上海实业决定作为第一大股东投资1亿多美元“救火”,高盛等投资机构也都马上跟投,很快就募集了10亿美元。

刘越的全部精力也基本投入到了中芯国际的融资、贷款等一系列事务中,在向银行贷款时只能现学如何抵押、如何作价,而且那时银行对这一项目存在种种质疑,刘越只能多方斡旋提供有力的材料与资质。而且刘越还提到,当时王院士的战略是引入国际化管理机制,因而中芯国际的注册地设立在了开曼,并建立了股权制度,顶层设计高瞻远瞩。而北大青鸟环宇面临的障碍是国内资本如何拆借投到海外,经历了无数波折,但由此也开创了一个难以复制的先河。而亲身参与并主导的刘越,学会了敬畏,得到了历练,收获了成长。

有惊无险之后,中芯国际终于实现了超募,10亿美元贷4.8亿美元“到位”了。中芯国际自此开启了大陆代工龙头的传奇征程。

然而没过多久,又一个挑战接踵而至,让刘越从中芯国际的创始投资人转身成为团队一员。

波谲云诡 中芯国际北京项目

在多方助力下,中芯国际上海项目如愿走上正轨。刘越2001年底如期回到北大青鸟环宇,还没怎么缓口气,中芯国际的董事长王阳元院士和张汝京又再计划12英寸生产线,而当时董事会都不支持,但张汝京认准的事一定要干,觉得时间不等人,因而力邀刘越,刘越被这种豪情感动,从青鸟环宇辞职出来正式加盟了中芯国际,全力以赴投资北京项目。

刘越笑言,到了中芯国际收入拦腰砍一半,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好似她的命运早就悄然埋下了伏笔,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引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

上了中芯国际这一大船之后,北京项目成为刘越的第一大实施的“航行路线”,能否顺利到达彼岸?

在上海三座厂顺利投产后,王阳元院士已开始打算在北京继续建厂。当时,可以说危机四伏,董事会里没有一个人同意。当时的国际市场处在回暖期,是出产品回收资金的好时候,按照“低潮盖厂,高潮生产”的惯例,一般人的看法都是不宜投资办厂。但王院士和张汝京以战略家的眼光,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一直认为抢占市场先机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中芯国际北京项目在启步之时只好打擦边球,取名为中芯环球。而首当其冲是可行性审查,张汝京看清代工趋势是12英寸,但当时欧美对设备基本禁运,如果按12英寸申请很难获批。于是王院士想出一个8+12的方案,提出来建设8英寸生产厂+12英寸引导线,这样才“涉险”获批,没有影响进度。

刘越还清楚地记得在2002年9月启动到2003年SARS爆发,当北京像一座空城时,厂房建设却一天都没停。她还记得一些对中芯项目非常关心的政府领导还特地跑到工地视察说:“你们怎么还这么拼命?!”刘越当时的回答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十几亿美元的投入一旦启动,就没有回头的路。

 

这看起来像一往无前、不计后果的赌注,但坚持到SARS结束后,投资亦回暖,股东也愿意投了,可行性报告也批下来了,刘越笑言以前的“私生子”变成光明正大的老二了。

但在大海中航行难免触礁,当时的一个“雷”引发了后来接二连三的海啸。“北京项目立项是做存储代工,因为2002年中国大陆拟做的12英寸设备和技术都是禁运的,为此与英飞凌签订了一个DRAM协议,而2007年下半年DRAM价格暴跌,坚持走代工路线的中芯国际出现巨大的资金缺口。最后,大唐电信参与进来成为中芯国际最大股东。”刘越提及这段往事。

而那时中芯国际不仅有内忧,还有外患,与台积电2003年、2006年的两次专利官司打到最后,结果却是一边输的判决结果。2010年5月刘越也随之离开。谈及这段风云激荡的往事,她也不无沉重地说,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中芯国际,再度复盘已然不可能了,国内外环境变化太多了。中芯国际的创业太难了,幸亏王阳元院士和张汝京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海一样博大的胸怀和愚公移山的顽强精神,再加上各级政府的支持,这才一步一个脚印撑了过来。这没有对与错之分,创业与打江山一样,而守业是要追求守成,本来就不太一样,不应互相批评。创业吃的苦不是守业能吃的,守业者能做的不一定创业者能做,亦希望中芯国际越走越宽广。

而命运的拐点再次来临,刘越此时想另起炉灶,不想做“累极了”的半导体,想接触一些有不一样商业模式的行业,而在进入上海泰景之后没多久,她重新选定了华登国际,转型做起了半导体投资。刘越笑说,看来是真的离不开半导体了。

或许这一机缘从她上大学起就已注定。

与芯结缘 从工厂工程师到北大研究员

看起来命运给我们走过的每一天都写好了序言,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会引发命运新的一场酝酿。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出身于书香门第、一直担心要去插队的刘越赶上了好时机,苦学之后高考分数十分理想。

而到底是北大还是北工大?这对别人十分笃定的答案对刘越来说却十分纠结。她回忆说,进北大虽然名头响亮但分配可能不在北京,于是刘越终选择了百分百北京分配的北工大。那个时代杨振宁等是英雄,而北工大是工科院校,没有纯物理、数学,当时她就想学物理。恰逢她一个叔叔从日本考察回来介绍半导体很有发展前景,于是就歪打正着选择了半导体物理。

没曾想,很有主见的刘越一上学在拿到了5年的课程表后,傻眼了。她说:“这跟我想象的半导体物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课程安排,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想法:这个专业不能上了。”

这时也凑巧刘越入学体检查出急性肾炎,当时跟家里商量也准备休学,第二年再回来想着能换一个专业。没想到,学校不干了,又单独给刘越体验了4次,结果证明那是“误诊”。于是刘越只能硬着头皮上。

现在回想起来,刘越也觉得是命中注定要跟半导体结缘。那时的北工大很多老师都是清华出来的,聪慧的刘越学习自然也很拔尖。大二时她就接触到了EDA,就下决心以后要做EDA,因为觉得这是自己能做的、也能擅长的。而且毕业论文她也完成得十分出色,当时导师想让她深造,但刘越还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工作道路。

当时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三厂要建EDA室,这让刘越心生向往,于是就断然来到了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三厂。结果一上班就被分到光刻车间倒班,让“心高”的刘越心情很郁闷。

但厂里领导的一席话“要做一个好的设计师,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工艺师”让刘越醍醐灌顶,从光刻车间起步,到蒸发、溅射,后又调到掩膜车间,不久之后又采用EDA学习版图设计,很快就掌握了IC设计全流程,也因此刘越被破格提拔为工程师。

机会就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刘越凭借这些新学的“本领”,不久之后到北京器件三厂分立出来的凯德CAD公司做我国EDA二级系统实用化(三级系统后被称为熊猫系统),并与复旦、清华、浙大等科研院所分工合作,刘越也被“百里挑一”抽调过来负责EDA设计,还因此获得北京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这一峰回路转的过程中,刘越开始明了,无论什么行业,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机会。聪明人挑机会,不断在跳,但跳着跳着就有可能找不北了;而踏实的人一直在干,等到机会来临就会受到垂青。

时值青春年华的刘越此时也恋爱成家。在孩子出生后,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女儿上幼儿园的问题,即使作为北京人在当时也会因为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不同而无法就近入园。刘越回忆说,先生一边忙着创业一边还要每天花近2小时时间接送女儿上下幼儿园,加上住房条件的困难,她也很焦虑,不得不思变。

“孩子和家庭对一个女人来说,虽不是全部,但至少是人生的一半。保住这一半,人生至少‘不输’了。”刘越想到父亲说过的这句话,觉得自己是时候要为家庭做出一些牺牲了。

而机会很快就在1991年来了,恰逢北大很多学子出国或去外企,北大微电子所承担了国家很多攻关项目,十分缺人,便决定从社会招人,刘越因一直踏实在行业,也与院校合作过,表现亦很优异,同时也为了女儿上幼儿园的原因,刘越因此来到了北大微电子所。

刘越也坦言,那时进北大可谓千载难逢,只有在那个年代那个特殊时间才有机会。但来到这里也意味着刘越将另外两个选择一个是高薪外企和一个是CEC(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都舍弃了。她回想时说,人生不可能走第二次,可能有些时候是情非得已,但能否调整好心态,每天都坚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到极致,才能不负时光。

进入北大微电子所,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和众多博士、硕士在一起,让本科的刘越备感压力,毕竟在教研室要拿出成果才能证明实力。刘越也提到开发某一芯片时的较劲细节,说为了一个优化新算法的ASIC,当时工艺只能做到将算法切成两个芯片,再合成为一个,她每天都加班加点优化版图,最终得以“流片”。出色的表现,让刘越也再次获得殊荣,不仅提了高工,也得到了王阳元院士的器重。

于是乎,在校办企业的浪潮中,刘越作为当时学校里少数具有企业背景的老师,并取得了优秀的科研成就,得以成为北大青鸟的副总,并借香港创业板之风成为北大青鸟环宇执行董事,开启后来与中芯国际的不解之缘。

在时代的波澜壮阔中,刘越在时间的长河中也在酝酿着自己的蝶变。

 

投资风采 从华登到华创

加入华登国际,不仅因为刘越在IC业艰苦、执着地做了这么多年,从设计到代工全流程的资历、经验以及对国内市场的深刻了解,被这家业内享有盛名的投资公司看中,同时也是她再次放下身段潜心学习、探索下一段人生的起点。

而之后的刘越依然上演着顺风顺水的故事。随着IC业“国之重器”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各路VC、民营资本、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资本也争相涌入。2013年12月,发改委、工信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设立了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300亿元,其中政府出资90亿元,其余引入社会资本。

而当时华创投资团队散落在不同的基金投资公司,他们发现需要为这次中标的基金量身定做一家管理公司,才能完全符合政策要求。于是,北京清芯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刘越与一位老朋友合作,成为创始人之一,并于2014年成功中标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资中心管理公司,负责20亿元的设计与封测子基金投资管理。

刘越介绍,这一基金公司成功收购了美国豪威科技和ISSI公司,并投资了韦尔、盛美、国微科技等知名企业,可以说成效显著,并在2018年启动二期基金(简称元禾华创)。

对于半路“出家”做投资的刘越来说,经过这些年的投资实战,也淬练了自己的投资“哲学”。

“当你看重了一个项目,在对项目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评估后,除了给对方投入资金外,是否还能帮助到这个企业的其他方面,包括技术、人才以及产品多元化布局等等,亦是非常重要的。”刘越强调说。

刘越的理解是,作为一个IC后发展起来的国家,不仅需要更专注、更专业的投资机构,还需要对整个产业上有比较深刻理解的创新团队,潜下心来,共同努力,国内IC业才能实实在在发展起来。

“做投资一方面要看产品是否足够好、市场是否足够大,但做投资越久,才发现其实越看重人,产品定位有偏差也有可能做成,但人走岔了就散了,真正能沉淀下来的还是人。”刘越道出了自己的投资之道,“中国半导体业从2000年开始都有机遇,只要方向不错都有机会成功,但期间有多少人‘楼塌了’。”

而如今的IC业正走入新的拐点,无论是技术的演进、AIoT与5G等的兴起还是产业模式自上而下的变革。“IC从IDM开始分化,分化过一段时间后,设计、制造又开始向‘类IDM’寡头聚拢,表明单一产品无法支持高成长性。目前诸多互联网巨头投入芯片开发,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将随着变革深化和演变升级不可避免再次调整和分化。”刘越分析说,“在这一过程跟着大形势走的会是赢家,而不是分析会走成什么样。我的角度是静静看市场演变,而不是去随便预测,但不等于我不会去看它的变化,我们会遴选合适的人,这些人对市场变化最敏感,也有足够应对能力,将可能带着趟出来新的路径。

刘越的兜兜转转,总跳不出IC这一“谜示”。虽然她直言骨子里有一个声音不该做芯片,但总有种神秘的力量拽着她,让她在每个时光的缝隙中不断见证不断蜕变。

· 2019-04-17 10:32  本新闻来源自:集微网,版权归原创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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